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西方是理性精神。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确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转换时空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历史谱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五彩缤纷的画卷。
在中国，人文关怀精神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初见端倪，到春秋后期逐渐形成，自此以后，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经久不衰，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灵魂。中国古代《周易》书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意指人际间相互关系准则。
在中国传统人文关怀思想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忠义理智信等规范，在处世立身方面提出诸如自强、知耻、明智、节制等规范，同时，在“远神近人”、以人为本、注重人对于真善的追求等方面做出了规范和警示。儒家主张把精力集中到人事方面，提倡以礼治国、以礼行世，为儒家文化开辟了一条远神而近人的人文主义道路。
人文关怀的发展历史呈现出连贯性和阶段性，每个时代有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观点，简述如下：
春秋时期的管仲首先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思想；其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仁学”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西汉独尊儒术后，贾谊提出“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的主张，以民本主义为主的德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把对人及社会的关怀提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情感生活；
隋唐时期比较强调人的气质、修养；“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宋明时期把人的品格抽象化，并用真心真性来概括，以无心无理相聚和，使人文精神得以升华；
明末清初，由于西方文明的输入，拓展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反封建礼制的人文潮流，黄宗羲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将传统民本主义推向高潮；
清末严复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文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孙中山等革命行者服膺于西方人文主义和民主宪政思想，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其核心就在于要打碎封建礼教和封建枷 锁，争取人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争取个人独立自主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人文关怀思想在历史大社会中不断发展变化，在医学领域更是集中表现为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理念的医德。中国医德在前年的医学实践中代表人物灿若群星，著述多而精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宋代林逋在《省心录》中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关心和同情患者、救治患者生命是自古以来历代医家所奉行的医德基本原则。孙思邈就曾提出：“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妍媸，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宣扬人文关怀的礼教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家族、家庭教育中，则表现为充满人性温度的家训关怀理念。
司马光《居家杂仪》就有：“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父母有疾，其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舍置余事，专以迎医检方合药为务。疾已，复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照护关怀理念被灌输给“女性治疗者”（women healer）。根据Versluysen的说法，女性向来都是主要的治疗者，她们接生，照顾病弱、小孩、老人等，处理危机状况，甚至施方给药。她们是没有执照的医生和解剖学家；她们是堕胎者、护士、医生和咨询者；她们是药剂师，种植药草，并与人交流药草的神秘用途；她们是助产者，穿街走巷。
中国近代的护理事业是随着近代医疗事业兴起的，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护理工作随着西医和西式医院由传教士传入中国。1884年第一位传教士伊丽莎白.麦基奇尼来到中国，在上海倡导新护理制度，引入新护理概念。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医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医学人道精神，所谓医学人道精神，是一种提倡热爱人的生命，对人的理解和关心，尊重人、保护个人权益和以人为心得医学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医疗过程中，对生命的救治、对病痛的解除、对患者情绪的调节等，始终贯穿着这一精神。
护理事业中发展的人文关怀思想和信念，在实践中不断衍生与发扬，将关怀的对象扩及至众人的同时，也必然惠及自身。“护士”之名的翻译即是明证。护理学先驱钟茂芳认为当时“看护”一词不合时宜，在请教多名文学家后，再广泛阅读参考资料，最后选用“护士”代表“nurse”。因为在中文里，“护”的意思是照顾、保护，“士”指知识分子或学者。“护士”之名经1914年首届全国护士代表大会通过，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