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韵梅（Dr. Yamei King，或写作Y. May, Kin，1864-1934）、许金訇（Miss Hü King-eng，1865-1929）、石美玉（Mary Stone,1872-1954）和康爱德（原名康成，入教后改称康爱德，Ida Kahn，1873-1931）是中国第一批留美习医、学成归国的女医护，也是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同时，她们又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金韵梅于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许金訇于1892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石美玉和康爱德于189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许金訇、石美玉和康爱德均都是受美国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资助；而金韵梅则是由其养父母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夫妇带至美国学医的。
这批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所以能够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当时西方社会女性习医也属凤毛麟角；在美国，女子习医也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被正式认可——成长为一代女医护，主要源于其个人与家庭所做出的选择和努力。四人都出身于基督徒家庭，都未缠足，承受了来自周遭的诸多压力，但也为日后从医准备了必要的身体条件。虽然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但整个社会开放程度有限；虽有个别传教士将中国女性送至西方习医，但这种培养模式始终不成体系，也未能制度化。第一代中国女西医护能够成才，离不开与其家庭有私交的美国传教士的支持。
中国第一代女西医护很难说是某方面的专家，她们的工作主要为妇婴服务。当时西方流行“妇女工作为妇女”的观念，而中国妇女“不就男医”的习俗更使得西方教会认为有必要在华单独设置针对妇婴的诊所和医院，她们将其称为“妇女的社区”。这种社区由像美以美会妇女海外布道会这样较大的妇女布道理事会设立，将西方医学和卫生项目引入其中，为中下层中国妇女提供婚姻以外的谋生之道，使得她们能够在这个内部空间获得经济独立，体面地工作和生活。这一工作模式，也是早期西医妇产科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然而，她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都突破和修正了这一模式。
受美国独身女传教士的影响，除金韵梅外，其他的中国第一代女西医护都没有结婚。这一选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类新的中国女性——她们选择职业生涯而非婚姻，家庭已不再是限定和约束她们的场所。她们离开家庭，进入医院、课堂、办公室等公共领域。这或许可以认为是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取舍上所面临的时代性困惑和挑战。
而且，第一代女西医护除行医之外，还广泛参与了教会的各项活动：传教、反缠足、慈善事业等，她们既是女性医护工作者，也是医学传教士——从她们的授教者手中接棒，进而成为“本土事工”。
更专业的职场新女性：学院化的第二代女西医护
近代中国的第二代女西医护，多出生于世纪之交的1890年代、1900年代。其中以杨崇瑞（1891-1983，妇产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苏祖斐（1898-1998，儿科学家和儿童营养专家）、王淑贞（1899-1991，妇产科学家）、林巧稚（1901-1983，妇产科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梁毅文（1903-1991，妇产科学家）、聂毓禅（1903-1998，护理教育家、护理行政管理专家）、王懿（1904-1981，儿科护理学专家）、佘韫珠（1907-2009，护理专家）、王琇瑛（1908-2000，护理专家和学者，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的护士）、叶恭绍（1908-1998，儿童少年卫生学家）为最著名。她们主要从事于妇产科、护理、儿科、儿童营养学等专业领域。
相较于第一代女西医护，这一代的女性遇到了更加西化开放的时代和更开明的家长。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其时中国迫切向西方学习，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接续而来，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受影响。家中长辈支持她们走出家门，学习一技之长。比如杨崇瑞的父亲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她辍学，靠借贷维持其学业。这在当时传统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还很普遍情况下，很是难得。同样，近代著名的护理学家聂毓禅、王琇瑛也有类似的际遇。聂毓禅的父亲很开明，经常接触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对女儿教育不抱偏见，供养两女儿读完小学后，又把她们送离家乡，到当时颇有名气的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求学。王琇瑛的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员兼职员，精明能干，具有民主思想，把女孩当男孩一样看待。在王琇瑛三四岁时，母亲便教她认字写字；及长，更是谆谆告诫她：“长大了，要好好学技术，不要手心向上靠男人过日子”。而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王淑贞和出身于富商之家的苏祖斐，则是分别受到开明要强的祖母和母亲的影响，逐渐走上事业之路。
